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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社會史?世界史?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9年03月19日 15:42:48

  摘要:《玉米與資本主義》(后簡稱《玉》)是瓦爾曼在1988年寫成的一本關于玉米這種植物在社會化甚至全球化的過程。由于這本書的視角是從社會學角度和人類學角度出發,因而作者更多地是在關注玉米這一農作物在社會進程和世界歷史大潮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篇文章將對該書進行思路的梳理,并通過將《玉》與同類典型文獻相比較,總結該書的研究價值及其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瓦爾曼在《玉》中使用獨特的視角向讀者展示世界史的圖景,與同類文獻相比,該書站在全球的維度進行行文論述,相比其他同類文獻其視角更加宏觀。但是,這樣的研究視角也給瓦爾曼的觀點的論述帶來了些許局限。筆者在文章中也將對該書的研究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


  關鍵詞:《玉米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經濟霸權


  在將全球化作為研究論題的文獻當中,可以說瓦爾曼的《玉米與資本主義》開創性地用農作物將世界全球化的歷史進行梳理。瓦爾曼是墨西哥的人類學家,在著述該書時,他卻采用了社會學的視角,將玉米的社會和經濟意義作為了其論述的重點,再結合其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社會史及政治經濟的研究思路,將“植物學的私生子”――玉米是如何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并在世界的不同地區中扮演者不一樣的角色:在中國和美國,玉米是遼闊土地的征服者;在南歐,是農業季節性耕作的改革者;在非洲,是組織和勞動強度的化身;除此之外,玉米還是員工的生機,是解決饑餓的良藥,但同時又是窮困和落后的象征。


  瓦爾曼在該書的開篇,以美洲植物的話題帶入,提出了美洲植物中對社會的深刻影響在作者看來,美洲植物是巨大財富的潛在源泉,同時他也是貧困、苦難和剝削的源頭(瓦爾曼,2005)。作者給出了從可的松這種植物生產出的避孕藥的社會影響,還舉出了橡膠、古柯葉、龍舌蘭的例子。隨著作者提出了本書的核心內容,即與其說是在講述玉米的歷史,作者更是在講述資本主義的歷史。緊接著作者對玉米這一本體的經濟原理進行了闡釋,列舉了玉米本身的經濟學特征:分布廣泛、產量巨大、食用簡單等。但是作者在探討這些經濟學特征的同時,也在行文中處處體現出深刻的人文關懷,不管是對農作物地理分布與社會文化的關系的論述還是對烹制方法與飲食文化乃至社會秩序之間的關系的探討,都在為我們勾畫玉米的經濟學圖景的同時,向我們說明:玉米本體的中立性及其社會化過程中的剝奪性,這種剝奪性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剝奪以外,還有作者全書的最大亮點,即全球化進程中的國與國之間的“剝奪性”和不平等性。


  該書在接下來的八章的內容中,瓦爾曼開啟了玉米的全球之旅。作者首先為將玉米傳入中國的路徑問題研究文獻進行了綜述,并結合中國的社會情況,對玉米在中國國土上的發展圖景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非洲在發現美洲之際就很快地以一個悲慘者的角色加入到世界史的進程中去,因此瓦爾曼在描繪玉米的非洲之行,就不得不將奴隸貿易以及殖民統治等資本主義歷史的黑暗面揭露出來。而不管是奴隸貿易中作為奴隸食物還是非洲當地資本主義對其殖民化的經濟基礎,玉米的角色對非洲人來說是愛恨交加的,一方面,它確保了販奴者的奴隸貿易順利進行,商業玉米還為奴隸貿易奠定了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在非洲殖民化的過程中,玉米夾雜在資本主義市場化和非洲人民對資本主義的反抗之中,這兩者的博弈還受到了來自世界市場的影響,多元利益的沖突使得玉米在非洲的產量起伏不定,這也將“饑餓之果”植入了非洲的歷史傳統中,這一惡果在非洲大陸實現獨立以后,并沒有因為殖民主義的擺脫而順利解決。與在非洲的苦澀之旅不同,瓦爾曼找尋了飄忽在植物學家、藥學家、農藝家、歷史學家和自然學家筆下的玉米在歐洲的蹤跡。但是,玉米帶著美洲烙印進入歐洲時,就被貼上了落后的標簽,它不只是一種農作物,還是一種歐洲中心論下的邊緣文明代表,但這并沒有阻止玉米在培育環境成熟、農業體制改革和人口增長的歐洲大環境中生根發芽。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區域間貿易的增加、土地所有制的變革,玉米這一高產作物顯示了其商品價值,并為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發展積蓄著力量。但是,陪拉格病的爆發又使玉米在歐洲大陸成為眾矢之的,瓦爾曼詳細敘述了歐洲人用偏見指導著病因的研究工作,瓦爾曼提出,根本的病因是營養不均衡而非玉米本身,換句話說,病因在于貧困,在于土地集中制,而非作物,他是現代化、發展、資本主義超前化的綜合癥(瓦爾曼,2005)。無獨有偶,陪格拉病也侵蝕了美洲大陸。自從美洲大陸被開發以來,從契約傭工到奴隸再到佃農,美洲大陸的經濟在加速變革中,玉米隨著農業的愈來愈集中化而扮演著單一的唯一的底層食物,這就誘發了陪格拉病。在美洲大陸,陪格拉病是一種發展中滋生的疾病,是一種強制的、不平等、不平衡的進程的產物(瓦爾曼,2005)。


  我們在《玉》作者瓦爾曼身上還覺出現代的批判眼光和變革現實的決意。他并不諱言自己的“批判性”立場;他主張沒有什么落后的原始民族,只有不同形態的生存方式;他以玉米發展的豐富歷史為例,說明資本主義絕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惟一發展模式。使瓦爾曼更高人一籌的,是他身為社會學家的“烏托邦”理想主義(南方周末專題,2007)。他毫不掩飾這點:“在本質上,本書談及的是一個想象未來的問題(瓦爾曼,2005)。”


  但是,瓦爾曼的開創新研究也存在著些許不可忽略的問題。瓦爾曼自稱《玉》是玉米的社會史。但是,在敘述玉米的全球化時,每個區域的材料大多來自于二手的史料,擺脫不掉文獻綜述的嫌疑,尤其是在研究玉米在中國的問題時,基本是將前人研究的成果進行了整理,關于中國社會環境的文獻大多出自一家之言,不夠全面和嚴謹。或許是由于瓦爾曼在需要保持全球的宏觀視野的同時,想要深入到某一個區域做深刻的社會性研究就很難做到。這也是瓦爾曼的人類學視角和全球視角的沖突之處。


  瓦爾曼對全球化的態度和立場無疑是批判的。但是,與席瓦的《失竊的收成》相比較,瓦爾曼對全球化的本質的揭露又有所欠缺。作者在這方面只是嘗試為讀者展示了全球化的圖景,并對全球化帶來的影響進行了初步的分析。但是并沒有更多地透過玉米這一線索,更深層次地揭露出全球化中間存在的不平等的本質所在。也正是因為缺少對全球化本質的揭露,瓦爾曼對未來的前景依舊抱有些許幻想,也就是他所說的烏托邦和太平盛世的信仰。這一點也是瓦爾曼該項研究落腳點的失敗之處。


  綜上所述,瓦爾曼的《玉米與資本主義》這本書雖然稍有瑕疵,但是他的為我們所提供的研究視角的新穎性和開創性足以打開一片新的研究領域。而在中國學界,對全球化的研究尚缺乏這樣視角獨特,功底扎實的研究成果。中國的農民問題在全球化的當代中也突顯其特殊性,瓦爾曼給我們的啟發或許是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的一個新的起點。(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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