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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圍釣魚島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9年03月21日 17:14:26

  2010年9月7日,中國東海釣魚島海域發生撞船事件,因日本扣押中國漁船船長而讓中日關系正式亮起紅燈。區別于此前中日之間就歷史和經貿問題出現過的數次分歧,釣魚島事件涉及中國的主權問題。


  事實上,釣魚島問題的實質與西藏和臺灣一樣,屬中國核心利益,對于中日雙方而言,都沒有太大的回旋余地。釣魚島主權之爭的公開化和表面化對兩國日后關系的發展將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


  而此次日本首次在周邊有爭議海域使用國內法,是片面宣示主權的實質化一步,也是對1972年中日建交以來中日對此問題基本諒解的一種倒退。同時,這也是中日之間日趨緊迫的東海主權糾紛以及爭奪東海油氣資源的進一步升級,也標志著日本對華立場更趨強硬。中日關系的發展已到達一個臨界點。


  定位的碰撞


  “撞船”事件的發生,使得中日關系陷入了邦交正常化以來最困難、最低潮的時期,雖然兩國經貿關系仍然活躍,但是政治關系則表現出持續僵冷的勢頭。究其原因,從主觀上講,近年日本政治日益右傾化,當權者推行強硬的對華政策,頻頻挑起中日爭端;從客觀上講,冷戰后,中國開始崛起,日本政治大國進程加速,兩國戰略同時轉型必將把中日關系帶入一個再調整階段。


  中國的崛起和日本政治大國的戰略在時間上的重疊和內容上的分歧,使兩國的戰略定位發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國的崛起,不同于以往其他大國依靠擴張戰爭的崛起,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開的,其發展所需的資源將在全球化過程中依靠貿易自由化和先進的科技來解決。因此,中國崛起的內涵是和平崛起,即不是對現行國際體系的破壞和改變,而是積極參與和建設。在對日關系上,中國更是堅持“與鄰為善”的方針,積極推進中日關系的健康發展。


  日本的政治大國戰略則不同,它是日本在完成現代化和新保守主義盛行的背景下提出的,并于日本右傾化過程中實施,其主旨是通過對“戰后政治總決算”改變國家戰略中的小日本主義,主張在國際社會中發揮與經濟大國相適應的政治作用,具體做法是修改憲法、重整軍備、向海外派兵、爭當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徹底擺脫二戰后形成的戰敗體系的限制,這實際上是對戰前大日本主義的直接繼承與發揮。


  因此,這種戰略的沖突必然會深刻地影響中日政治關系。從中國方面看,戰前日本的政治、軍事大國化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嚴重的傷害,也使日本陷入了困境之中,這使中國人民更深地體會到和平對雙方都是一種福祉。但是,日本戰前的軍國主義在戰后沒有得到根除,冷戰后,日本政治日益右傾化,其政治大國戰略中不時閃現軍國主義的苗頭,對華頻頻表現出不友好的意圖,這使中國方面對日本政治大國的走向不能不持警惕的注視,這就直接導致中國在努力構建健康中日關系的同時,也對日本右翼堅決說“不”。


  從日本方面看,日本在歷史上對大國地位有一種不懈追求的理念,對亞洲一直有著很強的主導意識,它以一種非上即下的縱式觀念來看待國際關系,以“大和民族優越論”為依據,自認為亞洲天然主導者。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感到非常困惑,在中日交往的現代史上,中國從來沒有強大過,這對于欲稱霸亞洲的日本來說,心理上是接受不了的。因此,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對日本現有地位和政治大國戰略的有力挑戰和制肘。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日本還沒有形成一個明朗的政策,目前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態,對華政策上越來越多地注入對抗的色彩,一改以往低調、謹慎的做法,但與此同時,又不愿失去中國巨大的市場,因而形成了今天中日關系“政冷經熱”的局面。


  由競爭走向摩擦


  中日并起使兩國經濟關系受到深刻的影響。中國的崛起使東亞經濟進入“群馬奔騰”的新競爭時代,大大地削弱了日本的火車頭作用。有專家預測,今后的中日關系將進入到過去日美間發生過的經濟摩擦時代。然而,由于中日兩國間存在著日美間所沒有的歷史障礙,所以,兩國之間的經濟摩擦更容易升級為政治摩擦。日本右翼勢力一直把中國的發展視為日本地位的威脅,以“不甘當亞洲老二的心態”來看待中國的崛起,把遏制中國發展置于當前經濟利益之上。因此,在中日關系上頻頻主動出招,挑起爭端。尤其在能源問題上,兩國已形成惡性競爭,日本無端地挑起東海油氣問題,而且愈加強硬。這從表象上看是經濟競爭所致,其實質是把經濟問題政治化,以經濟作為遏制手段。


  當前中日關系的冰點狀態,原因之一就是日本領導人曾經連續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國內對歷史問題存在錯誤認識有諸多原因,首先,戰后民主改革的不徹底,使軍國主義在戰后仍有很大的影響力;其次,冷戰后日本政治總體保守化和右傾化,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右翼言論泛濫;再次,日本現在的人口中,70%是戰后出生的,“戰后一代”由于思想斷層,對戰爭責任模糊。


  目前,占日本政界主體的新生代政治家具有濃厚的“超越戰后”意識,他們的右傾行為很容易得到一些民眾的支持。中日兩國對這段歷史認識上的分歧使兩國不同的矛盾都能夠在這一問題上體現出來,在冷戰后尤為明顯,它引發的不僅是兩國部分民眾之間的“感情摩擦”,也是一種文化上的對立和國家戰略上的矛盾。而在日本政壇總體保守化的氣氛中,日本當權者也往往利用強硬的對華政策來轉移國內視線,彌補由于國內政治造成的支持率下降,參拜靖國神社很大程度就是出于這種考慮。


  歷史認識問題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中日關系中,它也同釣魚島等現實問題交織在一起,已成為中日摩擦的多發點和外在表現形式。對中國來說,正確認識歷史問題既是對中國人民受傷心靈的一種撫慰,也是防止日本再次軍國主義化的一個重要手段,同時中國和平崛起本身也包含著反對軍國主義的含義,歷史問題往往成為對立的焦點。考察近30余年的中日關系,人們可以看到,兩國在這一問題上已經呈現出結構性矛盾,這將長期存在并可能由于其他矛盾上升而激化。


  安全困境


  中國的崛起已經改變以往東亞“日強中弱”的不對稱格局,使東亞第一次出現兩個支配性國家并立的格局,呈現兩強并起的態勢。從新現實主義的角度分析,中日關系將在“零和博弈”的困境中波動。但“經熱”則表現出兩國關系的新自由主義特征,兩國經濟上有著巨大的利益互補。這表明中日關系的改善前景仍存在著較大的整合空間,中日關系的長期對峙對雙方都是不利的,人們應該從兩國關系中的不同層次、不同角度重新審視這些問題。中日關系的改善應該著眼于未來和長遠利益,這需要雙方做出長期的共同努力。


  中國提出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主要目標在于化解西方與周邊的戰略疑慮,但這些年來的事實證明,它們的戰略疑慮根源于國際政治權力轉移中的深層次問題,遠非幾句口號式的政策所能化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自不能被這些口號自縛手腳。中國不能輕起戰端,但一定要避免給別國造成中國無論如何都要避免戰爭的印象,因為這樣只會給他們最大可能地榨取中國利益提供誘因。


  撞船事件所導致的危機應該迫使中國反思和平崛起的內涵。和平不等于和諧,只要有國家的不同,就會有利益的差別。雖然國家間的共同利益可能正在增多,但是完全趨同的“和諧世界”不可能出現。和平也不等于和氣,既然有利益爭端,就應該有利益斗爭,不能為了和平而盲目追求一團和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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